內容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作者：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胡春艷
年逾古稀身披戰袍出征武漢至今，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已與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過招逾百日。
回首百日戰“疫”，身經百戰的張伯禮感慨萬千，既有與狡猾病毒交手的驚心動魄，又有對公共衛生體系的回溯反思。如今，他每天都受邀與海外視頻連線，把抗疫的“中國藥方”分享給世界。
有的患者核酸常陽3個多月
在疫情最兇險時期的武漢，張伯禮穿上白色防護服在一線接診患者，研究治療方案，面對公眾及時回應疫情熱點。“必須要安定民心，讓大家更理智地去理解這個病毒。”身在疫情“風暴眼”之中，張伯禮非常清楚，謠言被一再傳播引起的恐慌，可能比疫病本身更可怕，“制止謠言的傳播是我們的責任。”
在疫情暴發初期，在全國一度出現瘋搶雙黃連的驚人場面;無證“神醫”李躍華自稱不戴口罩，用穴位注射療法治愈了多位新冠肺炎患者，一時間也成為輿論的焦點。
為什么這些今天看似有些可笑的常識性問題，在當時會有人相信，張伯禮認為，這是當時人們恐慌心理的真實反映，大家對疫情不太了解，聽到一個消息就仿佛抓了一根救命稻草，藥不管是不是真有效，都先搶來囤著;甚至有的言論“已經沖擊了常識的底線”，但還是有一些人相信。
坐鎮武漢前線82天，張伯禮一直在想辦法摸清新冠病毒的脾氣秉性，及時調整診療策略，“第一次接觸這種新病毒，即使是專家，也不能一下就看得很全面，也難免會有疏漏、錯誤的地方。”張伯禮坦言，大家對這種新傳染病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要不斷修正。
在他看來，新冠病毒比一般的病毒要更復雜、更狡猾。經歷過“非典”戰“疫”，張伯禮表示，新冠病毒不會像SARS病毒一樣，進入6月就消失得毫無蹤影，“要高度警惕在秋冬季節再次流行。”
新冠病毒的狡猾之處在于其行蹤不明：有的人核酸檢測轉陰后又復陽了，有的人感染了但無癥狀，現在還出現常陽的案例。
張伯禮見過一個特殊的常陽病例，其沒有任何癥狀，但核酸檢測陽性持續了近3個月，而絕大多數病人陽性持續時間在7天到14天左右，“個別會持續到20天，但超過1個月，甚至到3個月的，就很奇怪了。”
張伯禮主張對這位患者進行病毒培養，結果發現，其體內都是死病毒，并沒有傳染性，但因為不確定的原因，病毒在體內崩解破碎后一直沒能完全排凈，而核酸檢測時，那些破碎的病毒片段依舊一再被檢測出來而呈陽性。
從全國范圍來看，這些復陽、常陽的病例也是少數。在那些復陽的病例中，張伯禮發現，在排除誤診或者假陽性等原因之外，原因可能與其痰比較黏稠，形成了痰栓，里面包裹了病毒，沉積在肺的小氣道，暫時排不出來，以后肺修復過程中排除了痰栓，也帶出來了病毒。但復陽的，檢測出來的病毒一般都是死病毒，毒性也很低，幾乎沒有傳染性。”
建議修改傳染病防治法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張伯禮正在將幾個月來自己的思考寫成意見、建議。他說，這次武漢出現疫情，初期出現混亂的狀況，說明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應急響應相關法規亟需修定與完善。
張伯禮梳理了此次疫情上報的時間線：湖北“疫情上報第一人”張繼先醫生在2019年12月27日將其發現的情況報給醫院，隨后醫院上報給區疾控中心，再層層上報到武漢市、湖北省，隨后各級再逐級到醫院考察，“按照現有的制度，這些程序并沒有問題。”
他分析，雖然逐級上報了，但反饋卻相對滯后，“層層考察再層層上報至衛健委，整個過程中就耽誤了很多時間。”張伯禮認為，“以后再出現類似情況，地方有權直報，甚至直接報到中央。”
他發現疫情初期調配給武漢的檢測試劑盒也明顯不足，“有段時間，一天只有200個試劑盒，再后來增至1000個，可那么多病人遠遠不夠。防疫的戰略物資存儲、調配的制度都需要修改完善。”
此外，全國的P3實驗室數量太少，這次疫情中暴露出來，很多病毒實驗都不得不等著排隊，“一個實驗室壓著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實驗。”
張伯禮強調，一旦出現重大疫情，各個省級政府也應該有權來決定包括封市縣級城市的重大決策，同時傳染病疫情出現不能與業績、政績等掛鉤，“疫情上報后必然對社會穩定、經濟等方面都會有影響，這個情況要考慮到，一切以人民的生命健康為最大的利益。”
與此同時，他特別強調中西并重政策要落地，應該通過修訂法條來保證中醫藥能及時有效發揮作用，“法律上要保證中醫藥作為一線的隊伍第一時間、全程參與抗疫防控和治療。”
他指出平時要加強防疫的基礎資源的儲備，“這次開始很多醫院為什么接收不了病人，因為沒有負壓病房，醫院也沒有這方面的技術力量。”他建議三級醫院應有所物資、技術及人員的儲備，平時用于重感、重癥治療，戰時就轉為隔離病房。
向世界分享“中國藥方”
如今，張伯禮每天都在與中外專家開視頻會，受邀向海外介紹中國抗疫的經驗和思考，為海外僑胞、留學生答“疫”解惑。
張伯禮提到，中國經驗最大的亮點，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集中全國優勢力量去武漢參與救援，“不惜一切代價，一個不落地救治，而且治療費用全免。”在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病例中，80歲以上的患者累計有3000多人，救治成功率將近70%，其中還有7位百歲以上老人已經治愈出院。
對于國際上爭議較大的“群體免疫”法，張伯禮并不贊同，他認為這是靠犧牲一些人的生命來換取群體免疫，“放任自流任其發展，受害最多的就是老年人等弱勢的群體，可能造成幾十萬、幾百萬人大批的死亡，這在一百年前是沒有辦法才提出的。”
張伯禮認為，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且重癥少、死亡率低。一方面是采用了“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辦法，嚴格隔離，阻斷傳染源和傳播途徑。通過與各國視頻對話，他認為，之所以有些國家疫情控制不太好，往往都是在隔離上出了問題，他在視頻中不止一次提醒，“還是要重視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勤通風。”
同時，武漢建立了一批方艙醫院，保證了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方艙普遍服用中藥，在張伯禮看來，“這是控制疫情蔓延，防止由輕轉重的的關鍵一招”。
此外，中西醫結合、優勢互補，也成為中國方案的亮點。張伯禮談到，這一次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中藥是有效的。“服用中藥能有效防止患者從輕癥轉為重癥，這是最主要的一個評價指標。”張伯禮說，同時還可以明顯改善臨床癥狀：比如緩解發燒、咳嗽、乏力等癥狀，促進肺部炎癥吸收，提高淋巴細胞等免疫指標，降低CRP等炎癥因子。而中西結合治療重癥，又能夠提高治愈率，減少死亡率。在康復期，中醫藥進行綜合治療有優勢，“中醫藥在每個階段都能發揮作用。”
張伯禮介紹，目前海外在抗擊疫情中，對中醫藥的需求和興趣前所未有地高漲。連花清瘟已經合法進入了巴西、加拿大、泰國、印尼等七八個國家了。但目前，中藥“出海”依然還是受到各國法律、法規的限制，“有的中藥送到國外，但因不符合當地法律，不能合法使用。”他也表示，中外交流明顯增多，交流總是有好處的，“知道中國有中藥挺好使的。”
目前張伯禮團隊正在組織國內專家和法國國立衛生院合作，就連花清瘟在法國臨床評價進行設計研究;同時他還在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一個對中醫藥聯合評價的方案，他認為，“大家提出來愿意合作，愿意共同進行研究，這就是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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