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生命時報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北京市屬12家三甲醫院迅速集結了一支136人的醫療隊，于1月27日緊急馳援武漢。其中，有一支特殊的小分隊，他們是來自北京中醫醫院的10名醫護人員。3月7日，記者在北京醫療隊的駐地采訪了這支中醫小分隊。
中醫小分隊絕非可有可無
北京中醫醫院醫療隊隊長陳明是呼吸科副主任醫師，在得知援鄂消息后，第一時間報了名。雖然北京醫療隊負責的病區是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重癥監護病房，但中醫仍是必不可少的。“中醫的主戰場是治愈輕癥和讓重癥轉輕，在危重癥搶救上，我們也要輔助西醫。”陳明解釋說：“盡管是輔助，但絕非可有可無。很多重癥病人都有虛證，這時中醫的輔助手段就十分重要了。我們會在辨證的基礎上給病人施治，幫助他們挺過最艱難的時期。”
陳騰飛來自北京中醫醫院重癥醫學科(ICU)，他說：“中醫講究望聞問切，對于重癥病人，最重要的就是望診。病人的聲音、呼吸情況等都有助于我們判斷病情，提早預警。”陳騰飛舉了一個重癥病例。“我查房時發現，他跟別的重癥患者不一樣，面色萎黃無華、氣色很差，說話聲音很低，并且氣短，每說半句話就要停頓一下，甚至沒有力氣倒水吃藥。雖然該名患者的氧飽和度還維持在90以上，但我根據望診判斷，他可能很快會轉為危重。”于是陳騰飛同其他醫生一起，對這名患者進行了治療，及時阻斷了病情由重癥向危重癥的轉變。截至本報發稿時，這名患者已經明顯好轉。
兩人擔起全院中醫診治任務
“辨證施治”是中醫的靈魂，所有的中藥湯劑、中成藥都要根據病人的情況來開具。陳明解釋說：“中醫有句話叫‘同病異治’，也就是說，即使同為新冠肺炎重癥患者，體質不一樣，舌苔、脈象、神志、面容等表現可能都不一樣，因此治療的方子也不一樣，給這個病人開清肺排毒湯，給另一個病人可能要開化瘀排毒湯。”
在整個北京醫療隊中，中醫師只有陳明和陳騰飛兩位，就連他們所在的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也沒有中醫科，因此很多時候西醫大夫會來向他們兩人咨詢。“大家聯合起來作戰，共同的目標就是病人好轉。不管用中醫還是西醫的療法，只要有益，就不會有偏見。”
曾有人質疑中醫，想用中西醫的對照試驗來看看到底誰優誰劣。對此，陳明頗有感慨。2月19日，北京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來陳明所在的院區會診重癥患者。當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做個臨床觀察試驗，劉清泉院長聽后問了大家一句話：“面對疫情，你是搞科研還是搞臨床?”如果要做對照試驗，就要有病人服用安慰劑。陳明說：“新冠肺炎的特殊之處在于，許多病人從輕癥轉為重癥甚至危重癥，可能只要三五天時間，留給我們搶救的時間非常短。從對病人負責任的角度，我認為科研不能大于臨床。當然，疫情結束后有必要做回顧性研究，看一看中藥介入治療的情況如何。”
身經百戰卻大哭一場
北京中醫醫院馳援武漢的還有8名護士，蔡衛敏是其中年齡最大、經驗最豐富的一位。她來武漢的事沒有告訴兒子。“孩子今年高考，我不想影響他。另外，我也想用行動告訴孩子，只要有能力，無論何時，都該竭盡全力去幫助他人。”
蔡衛敏參加過2003年非典救治，即使有著非常豐富的重癥護理經驗，在來武漢后的第二個班次，她還是情緒崩潰了。蔡衛敏照護的一名病人剛剛退休，正該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卻因為患了新冠肺炎，臨終前見不著家人最后一面，連聲音都聽不見。蔡衛敏感慨道：“太慘了!設身處地地想，假如我被感染不治身亡，家人肯定會接受不了;假如我是他的家人，我也會接受不了。”后來，蔡衛敏就請另一位護士幫忙，把這名臨終患者抱起來，幫他收拾干凈，讓他體體面面走。“當天下班回到酒店，我大哭了一場，然后繞著駐地瘋狂跑步，出了一身汗后心里才稍微舒服些。”蔡衛敏暗下決心，為了讓患者們更好地康復，她要付出全部的愛。蔡衛敏看到駐地的茶花、玉蘭花開了，便摘了一些帶到病房，告訴患者春天真的來了。
不僅醫護人員有壓力，病房里的患者心理壓力更大。馬娜和劉娜兩位護士告訴記者，患者們在得知核酸檢測呈陰性后還會有復陽的情況，都很害怕，有的輕癥患者看到身邊的病友病情嚴重，也容易受影響。為了緩解患者的心理壓力，北京中醫醫院出身的她們就發揮自身優勢，指導患者按摩哪些穴位有助止咳，哪些穴位有助睡眠。除了經常科普新冠肺炎相關知識，護士們還會放音樂來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我們和患者說話都盡量用輕松愉快的語氣，時不時講些笑話，讓他們放松一下。”馬娜說。
“不管在隔離病房還是清潔區，醫護人員都不能吃喝。尤其在隔離病房，多數時候只能站著，如果站累了就走走，實在太累了才稍微坐一會兒。每次要工作8小時，一個班下來體力消耗特別大，出汗特別多。前幾天我稱體重，發現瘦了9斤。”陳明說，他對此毫無怨言：“一方面我是黨員，另一方面我還是呼吸科醫生，專業對口，沒有理由不沖上來。國家有難匹夫有責，這個時候身為醫生就是要多做點事情。2003年抗擊非典的事情還歷歷在目，那時我只是個小大夫，而這回我是我們醫院的隊長。除了完成工作、照顧好自己，我還要照顧好隊員們，保證他們不感染，讓大家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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