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洪欣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中醫在防治瘟疫的實踐中，發揮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特點，通過掌握臨床特征及辨證論治的基本規律，能在緊急而又特殊的時候顯示出早期干預、毒副作用小，能減少西藥后遺癥、并發癥等優勢。
●提高中醫藥應對突發公衛事件能力，需要不斷提高中醫藥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在中醫藥領域建立開放、競爭、協作的機制；發揮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先進性，加強中醫藥防治流行性傳染病的研究工作。
近年來，艾滋病、SARS、人禽流感等突發性、傳染性、病毒性疾病的不斷出現，嚴重威脅著人類健康。中醫藥防治疫病具有悠久的歷史，中醫瘟疫理論產生、發展與防治瘟疫的實踐，在歷代瘟疫防治中發揮了有效作用，尤其是在2003年防治SARS過程中，中醫藥治療SAR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被國內外認可。然而，在防治突發流行性傳染病方面，中醫藥的優勢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在面對隨時可能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如何更好地發揮中醫藥的作用？這仍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中醫疫病理論源于實踐，至今有效
歷史上中醫藥在治療熱病及瘟疫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西方歷史上，瘟疫流行常常帶來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如發生于公元6世紀的世界上第一次鼠疫流行，使歐洲南部1/5的人口喪命；發生于14世紀的第二次鼠疫流行，整個中東地區有1/3人口死亡，其中城市人口有1/2死亡。但是在我國，自西漢一直到明代，人口數基本上在4600萬到6000萬之間波動，瘟疫流行并沒有引起大幅度的人口數量下降。到了清代，雖然從現存的文字記載看，這一時期瘟疫流行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期，但人口數量卻有了大幅度增長，至乾隆年間，達到了2億多，這和清代中醫溫病學的形成和成熟有很大的關系。
回顧中國醫學史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瘟疫理論創新產生發展于漢末與明末和清代，這也是中醫理論創新的兩個重要階段。一個是東漢末年，《傷寒雜病論》的出現；一個是明末清初“溫病四大家”的著述，使瘟疫理論進一步發展起來。
中醫瘟疫理論代表性的辨證方法，主要包括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提出的“六經辨證”、吳有性《溫疫論》提出的“表里九傳辨證”、葉天士《溫熱論》提出的“衛氣營血辨證”和吳鞠通《溫病條辨》提出的“三焦辨證”等。這些辨證方法在中醫藥防治瘟疫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共同特點，是以一類性質相同的“病”為基礎，分析此類疾病整體發展過程，提煉能夠代表這個發展過程的幾個層次，并抓住外感熱病的總體特征及分期特征，在中醫病因病機理論的指導下，將這些各層次各具特征的認識串聯起來，升華形成指導臨床的“辨證方法”，然后回到臨床實踐中去指導辨證。臨床中則注重辨病辨證結合、抓臨床特征、抓傳變規律和病因病機等。
近幾十年來，中醫藥在防治乙腦、流腦、出血熱及SARS等傳染病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據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7月11日全球SARS疫情報告，截止到日內瓦時間2003年7月11日17時，中國內地累計報告病例數5327例，死亡348例，死亡率6.53％；中國香港累計報告病例數1755例，死亡病例數298例，死亡率16.98％；中國臺灣累計報告病例數671例，死亡病例數84例，死亡率12.52％；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數250例，死亡病例數38例，死亡率15.2％。盡管SARS在中國內地發病最為嚴重，但治療效果最好，其死亡率遠遠低于平均死亡率。匯總各種治療報告顯示，中國內地對SARS的有效治療得益于中醫藥的參與。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總結廣東和北京兩地的經驗后宣布，中醫藥治療SARS具有縮短平均發熱時間、改善全身中毒癥狀、促進肺部炎癥吸收、降低重癥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減少激素用量、減輕副作用等優點。中醫藥對SARS的治療作用也引起國際社會重視，美國衛生部門認為，中國之所以能迅速有效地控制SARS疫情，中醫藥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未來一旦紐約或美國爆發SARS疫情，中醫的防治經驗值得借鑒。
對病因不明的新發傳染病，中醫可辨證論治
雖然古代中醫并不明了引起各種不同傳染病的病原體，但是中醫在防治瘟疫的實踐中，發揮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特點，通過掌握臨床特征及辨證論治的基本規律，能在緊急而又特殊的時候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優勢。中醫瘟疫理論與實踐的這一特點，使中醫在國家民族遭遇突發傳染性疾病的危急時刻，能夠有所作為。
中醫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是辨證論治。辨證論治即是從整體出發，著眼于人體的異常感覺和異常特征，通過對不同癥狀的分析、綜合，來推測疾病的原因、性質與部位，并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候，根據證候的性質進行針對性治療。這種獨特的診治方法，在無明確病因的癥狀出現開始即可進行治療，而無需等到病理指標出現陽性。因此，當面對病因不明的新發傳染性疾病時，中醫可根據入侵病原體引起的人體異常反應，即分析四診收集到的癥狀、體征來診治病人，實現對疫病有效的早期干預。
中醫學雖然未提出細菌、病毒的概念，但是提出的“戾氣”“邪氣”等概念與現在的微生物致病特性有類似的地方。中醫學強調天人合一，特別重視自然界對人體的影響，對于流行性傳染病的防治尤其重視氣候和地理環境因素的作用。如蒲輔周在治療乙腦時總結到：“1955年石家莊市因自然氣候偏熱，所發之腦炎，屬暑之偏于熱者，故用仲景人參白虎之法而收效特著；1956年北京市因自然氣候偏多雨濕，所發之腦炎，偏于暑之濕者，故用石家莊的經驗而不能奏效，改用通陽利濕之法則療效迅速提高。”因此，對石家莊的乙腦治療經驗進行符合北京市當年流行情況的補充，又提煉出“濕”這一證候要素，并相應提出了包括“通陽利濕法”在內的八大治法。
中醫學以辨證論治為核心的個體化診療模式、強調“治未病”的診療思想，以及“天人相應”、“形神統一”、“陰平陽秘”等理論，有效地指導著傳染性疾病的防治。
中醫治病毒性疾病，關鍵在提高免疫能力
面對各種病毒性疾病，西醫所能采取的辦法，除了公共衛生預防外，一是注射疫苗以增強人體特異性免疫力，二是服用特效抗生藥物以殺滅抑制病毒。然而由于病毒不斷變異，以及引起傳染病病毒的結構和性質難以確定，疫苗的研制不一定能有效防控突發的病毒性疾病；特效抗生藥物之研制也非一蹴而就，但中醫的辨證論證能夠適應這種變化。中醫可根據患者不斷變化的癥狀、體征及時進行診斷治療，而不是必須明確病原體后才實施干預。
中醫藥治療病毒性疾病的優勢，并非只針對病原體，而是通過整體調節，提高人體綜合免疫能力，即提高人體的抗病能力，達到抑制病毒的目的。研究表明，在作用于體外時，板藍根、雙黃連等本身的抗毒效果不如病毒靈，但患者服用后，中藥的抗毒效果卻明顯憂于西藥。
我們課題組在臨床運用透表解毒法治療流感、感冒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療效確切的基礎上，根據中醫瘟疫理論及對SARS的認識優化了中藥處方，形成了中藥復方制劑安替威（金柴抗病毒）膠囊。這是當時最早被證實對冠狀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藥復方之一。研究結果顯示：安替威膠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從整體來講，有針對病因的抗病毒作用，有針對機體免疫功能的調節免疫力的作用，也有針對病變環節的抑制病毒及緩解化學物質引起的肺部炎性病變與退熱等作用。從微觀來講，安替威膠囊可直接作用于細胞本身，提高病毒攻擊后的細胞膜脂質流動性，阻止病毒的進一步感染。同時，還可以抑制炎癥因子NO的釋放，降低由其引起的肺損傷，充分顯示了中藥作用的多環節、多向性，體現了中藥在應對SARS等急性傳染性疾病方面的優勢。
中醫優勢：毒副作用小，減少西藥后遺癥、并發癥
從中、西醫治療SARS的效果看，單獨采用西藥治療的病例中，曾出現大面積股骨頭壞死的情況。雖然激素在控制SARS病人病情，挽救患者生命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副作用——骨壞死就是其中最常見、最嚴重的并發癥之一。
在北京2000多名SARS患者中，有400多位醫務工作者。2004年3月，北京市衛生局對這400多位醫務工作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證實有138位發生了骨壞死，發病率為34.5%。李子榮等對551例SARS患者進行骨壞死普查，在使用激素3~6個月后，骨壞死發生率為32.9%。
我們課題組前期研究結果表明，骨壞死的發生率達50%；而采用中醫治療的，基本無后遺癥。這充分證明了中醫藥毒副作用小，能夠減少西藥后遺癥、并發癥的優勢。
提高中醫藥應對突發公衛事件能力
中西醫學在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上各具特色，這兩種醫學的差異和特色使其在治療不同疾病或疾病不同階段時各具優勢。而中醫對人體和疾病的認知理論與實踐，在防治突發病毒性傳染病時有其優勢，可以彌補西醫的不足。因此，我們應該充分認識中醫藥這一優勢，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好工作，以更好地發揮中醫藥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作用。
首先，要不斷提高中醫藥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只有自身能力提高，才能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005年，當禽流感開始在全世界蔓延的時候，我國衛生部及時發布的《人禽流感診療方案(2005版修訂版)》中有了完整的中醫藥治療方案。中醫藥的快速介入表明，與SARS時期比較，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大大增強了。
其次，要在中醫藥領域建立開放、競爭、協作的機制，特別是要通過資源共享、協作攻關、優勢互補、技術支持、聯合共建等一系列形式建立協作機制，提高中醫藥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的整體能力。
再其次，要發揮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先進性，加強中醫藥防治流行性傳染病的研究工作，特別是中醫藥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的研究。（本文摘編自《中醫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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